思享会 | 用学术方式改良中国教育，就如同“秀才遇上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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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中国网教育频道邀请教育学者、知名媒体人、艺术界人士以及跨界精英等一起探讨中国好教育研究院的筹备事宜，与会嘉宾纷纷献计献策，并就“中国好教育”议题进行了交流分享。

作为有情怀的中国当代教育的改良主义者，席间所碰撞的思想和对教育的深刻理解让人受益匪浅。本文梳理了此次思享会的精华内容，以飨读者。

孩子身上的“三座大山”

田玉：爱福生国际学校校长。

成立中国好教育研究院，“好教育”应该要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好”有三种含义。第一个就是“不坏”，“不坏”是教育的底线，是好的开始。但凡坏教育一定是好教育批判的、反对的。我们这些年在做教育过程中发现，当前孩子身上有“三座大山”：第一个作业负担太重，第二个休息时间太少，第三个身体素质堪忧。这样守不住底线的教育不能叫“好教育”。

我老家在甘肃兰州，我儿子上初中时转到北京，读了别人认为的最好的初中、最好的高中。这六年，给他当老师的有博士、有特级、省市级重点优秀教师，可是他每晚作业要做11点、12点甚至1点。我甚至一度想要孩子转学或者退学，虽然他上着被别人羡慕的最好的学校。作为一个稍微懂点教育的爸爸来说，我特别不愿意让儿子这样。

前不久，我接到一位青岛妈妈的电话，他的孩子小学二年级，作业做到晚上11点多，孩子累得睡着了。第二天早晨4点钟，孩子忽然间惊醒了，要做作业。妈妈说，儿子，你昨天晚上已经做完了，儿子这才躺下了。

第二，好的过程，是友好，有爱，与人为善。我们的批判教育是友好的批判，建设性的批判。现在一说批判，好像要一棒子打死似的。教育就是把人从不成熟带向成熟，把人从不理智带向理智，所以好的教育应该是友好的有爱的教育。

第三，好的结果，教育的目标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幸福的生活。最后一个“好”，是幸福！

所以，好的教育，应该是守住底线的教育，是因为爱，幸福一生的教育。

中国教育必须放眼世界

张明伟：中国关心下一代校园文化国际交流公益基金秘书长。

我是两个女儿的父亲，小女儿2岁半，大女儿11岁。去年9月，我毅然将大女儿从中国排名可能最前的小学转到英国，有两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

每个寒暑假，我都会带女儿和她的同学到贵州，到留守儿童最艰苦的地方，她很愿意帮助那里的孩子们。她还作为全球唯一受邀参会的小学生，参加第五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全球青少年领袖绿色峰会，用中英文演讲。就是这样有爱心，有责任感，表达流畅的孩子数学不及格。有一张照片，让我很难过。他们班所有数学及格的学生在讲台前欢欣鼓舞地举着旗子，我女儿和另外一个男孩坐在下边，那张照片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的大女儿体育特别好，她从小跳舞，身体比较灵活，一高兴从楼梯上滑了下来。因为这件事，我被老师叫到学校。我女儿在非常快乐的情况下，用她最喜欢的方式下楼了，而他的父亲被足足训了两个小时。

我的两个女儿离开中国，就是基于我认为中国目前教育真的不好。我不在意成绩和考试，我在意教育本身。什么是中国好教育？我认为，中国好教育必须放眼世界。很多国家正在发生好教育，我们中国需要去探讨，去发掘。

完善教育体系 

培养创新人才

康小明：博士，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教育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员。

如果从全人类的共同命运体来看，我觉得好教育应该有一些共通的标准。中国正在崛起，我们要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就必然需要培养出能担当国际责任的创新人才。中国想在世界的发展中发声，在教育上既应该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点，要传承中华民华的优秀教育基因，同时也要打通与发达国家的好教育的联系。

这些优秀基因和共通的地方有哪些呢？我今天重点讲三点。第一点，老祖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就是因材施教。每个孩子都存在着不同的优势和潜能，只是有些潜能是天生的，有些潜能是后天培养的，形成和成长的路径也千差万别。但是，充分尊重这些个体差异是做好教育的前提条件。

当年，钱钟书考清华的时候，他的数学明显不行，只考了15分，但还是凭借着强大的国学功底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了。著名作家三毛、席慕容也都是文思敏锐，对情绪、对事物的感知能力特别强，但是她们小学时的数学成绩都不好尤其是，她们的文风有很大差异。三毛作品的整体文风没有席慕容那么阳光、开朗、积极、豁达，而是比较哀婉、悲戚，这与她们小学阶段碰到了不同的数学老师密不可分。这就是不同老师对孩子的影响。

因材施教在中国现阶段落实得不太好，最重要的原因是中考和高考指挥棒，过于强调文化课考试成绩这个容易精确量化的标杆。但是，从国情看，这种选拔制度短期内不可能有太大的改变。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能否在文化课的学习过程中，将真正的素质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融合在一起。

我们家孩子跟着我在美国访学时，在硅谷核心区读了一年小学后又回来了，她就经历了美国基础教育和中国教育之间的转换。美国的因材施教就做得特别好，每个孩子来自不同的国家，就像一个小联合国。他们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做手工、研究地理或历史、唱歌、舞蹈、演讲等。每个孩子做得很好的地方，都能得到老师的夸赞。我们家的孩子在美国的特点就是，天天喜欢去上学，因为她觉得在学校很开心。

文化课程美国的要求确实很低，前段时间美国访学学者在交流群忠谈论美之间数学教育的差异。总体上看，中国的小学生数学功底很扎实，美国的小学生到了高年级，连很多基本的数学问题都搞不懂。回国以后，如果从数学的考试成绩看，我家小孩班上那些最差的学生，很可能也要比美国班里最好的学生考得好。但是十年、二十年之后，那些考试成绩赛过美国小学生的那几个孩子的职业发展还真不定有人家好，原因就在于考试成绩背后的综合能力和素养并没有真正构建起来。

第二是教育参与的主体能否找到快乐感和成就感。学校教育的主体包括了校长、老师、学生，其中学生又是其中的最为重要的主体。学生在参与整个教育的过程中，他内在的情感或情绪体验是什么样的？是快乐、愉悦的还是痛苦的、焦虑的？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考量指标。我们的老祖宗实际上也讲了这个问题，那就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们也经常会提起“乐此不疲”这个成语，说的都是快乐的学习体验是多么的重要。

我自己就是中国应试教育的“常胜将军”，过五关，斩六将，迎中考，战高考，一直到考入北大。在看似刻苦的学习过程中，实际上是真切地体验到了学习的快乐感和成就感对于学习和考试是多么地重要。当然，要让孩子体验到学习的快乐感和成就感，与家长和老师的正确教育密不可分。如果家长总是急功近利，简单粗暴地对待孩子，那么将很难让孩子找到这种感觉。

老师也一样，不同的教学方法，不同的对待学生的态度，会让学生产生完全不同的学习体验。但是，现实情况是，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在自己的情绪调节能力方面，在了解孩子的身心特征方面，在教学、教法的掌握方面，都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三是学生自主的问题。基于很多原因，我们现在很多孩子的学习状态都是被迫多于自主。实际上，最好的学习状态就是自主学习。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发现那些孩子的自主程度非常高。他们在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就能进行团队合作研究一些小课题，做完之后还能上台讲解。

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模式基本上都是满堂灌，前沿的课改学校虽然在努力改变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但是毕竟太少了。同样解决一个问题，老师逼着学生做和学生主动地要求做，学习潜能的发挥和考试结果将会大相径庭。

不仅很多学生缺乏自主学习能力，也由于家庭教育不当导致缺乏自我管理能力。再完善的家长管理和学校管理都不如自我管理。试想，一个学生如果连基本的自我管理能力都没有，他怎么能做到自主学习和自主发展呢？这也是当年的高考神童，14岁考上湘潭大学，17岁考上中科院研究生的魏永康最后被强行退学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况在其他大学中也屡见不鲜。

随着我国向信息社会和智能化社会的迈进，未来只会单纯地输出知识或者做些机械重复工作的人越来越没有市场了，最明显的，就是无论是机械的动手操作能力，还是记忆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人类都越来越敌不过智能机器人了。如果我国的教育体系没有重大变革的话，我觉得中国的发展将面临着巨大的人才危机。我们要以“时不我待”，“舍我其谁”的心态不断推进我国教育朝着好教育的方向发展，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拔尖创新人才。咱们在座的各位同仁一起努力！

适合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

黄俭：全国学校美育联盟秘书长、中国文联·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非遗校园传承基金发起人、执行理事长。

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有一批中国的精英，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成为早期的改良主义者。洋务运动的教育主要是聘请外国教师给中国学生讲课，或者干脆留学。民国时期，大约有3000多教育人，他们回国后没有成为一个行业的领袖，而是投身于教育。

当时中国需要这样的人，因为要解决社会分散生产。一个是致富发展，自己成才，中国社会需要有能力的人创建自己，沉淀自己。还有一个问题是解决社会分层，通过教育来分层，要解决人的本质的问题，我觉得从当下我们的新教育来看，适合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

从国家的顶层设计来说，国家也看到教育的弊端，但是也很无奈。我觉得，我们这个时候要创造新教育体系。我最近一段时间动员了一百个全国政协委员、两会代表和教育界精英人士在推动美育。传统文化的教育也是美育的过程，教育的目的也应该让孩子植入一些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

好教育需要重构中国精神

童喜喜：新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新教育新父母研究所所长、新家庭教育研究院理事长。

什么是好教育？我把它归纳为三个方面：一个是科学，一个是创新，一个是扎根。

第一，科学指的是我们尊重教育一般规律，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外国，现在心理学、科学等研究就是不断地在提升人类对自我的评判能力，这种教育的规律是不管哪个国家都存在的，都是一视同仁的。

第二是创新，就是要突破和创造。中国有一些发展不均衡的地方，你在这创新拿到那去，不仅不会创新，而且是非常落后的做法。可是你要突破那个阶段，打比方说，杜郎口中学的模式之所以被人模仿，它其实运用了儿童本位，那么儿童为主体并不是万能的。这样的创新，我觉得好教育是要提倡的。

第三是扎根，就是需要重构中国精神。国家提倡我们传承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没有说传承传统文化。这个“优秀”两个字，本身就意味着我们要去筛选。为什么说重构中国精神呢？这也跟我最近的一个研究有关系，我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我说重构中国精神，包括儿童精神。

儿童这个词是从欧洲发源，他们把自由作为儿童精神，因为欧洲文明发源于希腊，拉丁文里儿童的本意就是“自由者”，但是不管从中国还是从外国，仅仅只有“自由”这个词，我个人认为是不够的。中国文化中的儿童意识非常落后。我们所说的留守儿童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没有尊重法律，我们加入了国际儿童公约，但是没有遵守它。当然中国也有对留守儿童补充的地方。

我后来提出了三个词，也是三个境界共同组成中国儿童精神，那就是自由、自律、自新。自由是一个基础，自律是一个手段，中国在自律这方面一直在强调，是因为缺乏自由，所以它就变成了我要你怎样做，但是前面两者一个是手段，一个是基础，最终得到自新。

我没有想到今天来了这么多文艺界的人士，文艺界人士最能感受到“自新”两个字，人的本质就是创造，所以我从这三个层面，科学、创新、扎根，来诠释中国好教育。

中国现在不乏教育的探索。在如何呈现中国好教育上，我认为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是我们要从大国风貌变为强国气象。举例说，我们举办奥运会时展示的是群体，让世界很震撼，同时对我们也有很多误解，觉得我们泯灭了个性。这就是我们突出了大国、突出了集体。怎么变强国气象呢？其实就是突出展示个体的强大。其实，每一个人强了，我们也在不断地展现出个体强大的时候，外界对中国好教育就会有不一样的印象，他们会觉得你的这个强大，是一个个个体强大起来组合而成的。

第二点，是要从知识第一变为以人为本。我们现在对教育的很多批评，说着说着就归到体制上，然后就觉得个体无能为力。其实，体制的影响，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的深刻影响，是我们的时代正在变化，我们正在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发生急剧的改变。

工业时代对人的要求是需要你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信息时代，需要一个人首先有基础知识，获得幸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实现自己的创新。这就需要我们的教育在传授知识时，既要保证基础知识的完整，又要保证从人的角度对知识进行取舍，从而保证一个人灵性的丰沛，创造力的旺盛。

最应该接受教育的

是父母和老师

蓝玫：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新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新教育新父母研究所执行所长。

大家提出教育问题的时候，很自然习惯把对象指向了孩子，我觉得现在最应该接受教育的是成人，父母和老师一样都应该继续真正地接受怎样教育孩子的教育。如果我们这个理念不变，事实上教育环境改良也只是一个口号。很多时候父母的焦虑，老师的因为各种压力而缺乏职业幸福等问题，极需更多人去帮他们协调或者说协助进行环境的改良。
 
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所以我们选择从改变父母开始，不能把父母只盯着孩子的问题而缺乏自省这个习惯延续下去。今年我们组织了一些专家学者，正在研制一套从零岁一直到孩子上大学这样一个阶段的父母读本，不是给孩子的，是给父母的。

从老师这个层面来说，我们一直也在做教师培训的项目，在这方面有很多探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中国好教育研究院的成立是件好事，不管是从家庭教育方面还是从其他各个方面，我们会全力的做一些配合。

要用国际视野看待中国教育

牛新哲：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培训联盟主席。

什么是教育？首先，教育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全球，它不是一个学术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高考是做什么的？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不管是教育分层也好，还是为国家做人才战略也好，它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

我们谈起资源均衡，是中国的人才战略，从人口大国变成人力资源大国，是从政治层面去发展。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短期内，用学术方式去改良中国的教育，其实就像“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

第二，世界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信息时代，我们更加关注人。我出生在七十年代，从农村出来，当时上课不是说老师好，是说农转非、商品粮。那时候上学特别有劲，只要能考上大学，马上身份就变了。鲤鱼跳龙门啊！有太多小说在鼓励大家脱离农村身份，成为城市人。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说你要想成为人上人，必须吃得苦中苦。大家都在追求幸福，其实正常。

我们已经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从培养标准化的专家到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我们经济在转型，人才战略也在转型，才使得有一批精英阶层意识到是以人为本的。我们确实能感觉到，在一个没有信用等级制度的国家里，突然将基于经济基础的道德意识标准下放到民众的时候，国家就乱了。

要做中国好教育，第一，政治层面我们还是要改革。因为在国家层面，它也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也在谈创新，也在谈高考制度改革，也在谈走班制，要多维度来重新看待人才，人才自然会影响我们原有的教育的科目和教育的形势，我觉得这个是要依托现实的。

第二，我们要用国际视野去看待教育问题。这多年来，中国人出国的很多，大量海归归国后很少像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一样在教育上有大动作。那说明我们的教育不能因为海归的思想在制度层面产生很大影响。我们看到现在的海归回来都是创业，都是挣钱，都是互联网，都是高科技，没有人要改变教育。

民国黄金十年，一大批海外学者确实改变了传统教育。因此，我们要做中国好教育，一定在立足国内现实的基础上，放宽国际视野。比如新加坡，包括落后的越南，泰国、柬埔寨都有大量的美国学校，英国学校，这种国际学校直接把先进的思想植入到一个相对来说落后的地区。

与台湾相对比，我们少了两个最重要的教育：一个是家庭教育，一个是生命教育，这些教育都应该纳入体制内的课程。孩子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不仅属于自己，还属于家庭，属于社会。我们没有关于生活自理能力的教育。但是台湾教育部的文件里面，对于孩子这方面有完整的课程，理财，家居等都做得非常详细。

从好教育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至少要为家庭教育和生命教育服务，来弥补中国教育知识板块的缺点。如果这两方面可以解决现代的现实问题，再以开放的国际视野，基于人的培养，慢慢地把中国放入国际领域。只有当中国出现更多的国际人，我们才能够提到“百年梦”，能够承担国际责任。 

作者：王晓霞

摄影：刘    昌

排版：祝颖丽

中国网教育频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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